1960年代是伦敦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黄金时代，据说，大都会在这十年间摆脱了战后的拘束，进入了「摇摆的」现代性。1960年，在一桩受到大幅报导的诉讼案中，伦敦一处法院拒绝了政府以猥亵为由，查禁D．H．劳伦斯（D. H. Lawrence）的小说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（Lady Chatterley’s Lover），尽管该书长久以来始终在「暗中流通」。事件本身无足轻重，但它释放出一波涵盖了社会与文化行为的自由化，开启了支持者与反对者一致称呼的「宽容社会」（permissive society）。伦敦的全球形象转变了。

一年后，避孕药引进，一开始「仅供妻子们在处方下服用」。1964年，经过13年保守党统治之后，工党政府再次当选，战后年代最激进的一位内政大臣——罗伊．詹金斯（Roy Jenkins）上任。不到一年，死刑执行和「笞刑」体罚就终止了。1967年，大不列颠加入了多数为北欧国家的一小群国家行列，妊娠28周之内的堕胎也获得准许。1969年，分居两年后离婚也得到允许。由宫务大臣实施的戏剧审查也宣告废止。

尽管改革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整，它却对一座首都城市开放且流动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。酒吧和艺穗剧场（fringe theatre）蓬勃发展。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某种示威或游行。音乐剧《毛发》（Hair）的裸露场面，在1967年引发了轩然大波。

披头士（Beatles）从利物浦来到伦敦，他们的第一首畅销单曲〈爱我吧〉（Love Me Do）在1962年发行，披头士狂热传遍全球。身穿羊绒的「摩斯族」（Mods）与身穿皮衣的「摇滚客」展开了造型战争，有时演变成街头实战。当时由我接待着参观伦敦的美国人，对女孩裙子之短的景象都大感惊奇。

1966年，法兰克．克里克洛（Frank Crichlow）开在波多贝罗路（Portobello Road）旁的红树林（Mangrove）餐厅，组织了第一次诺丁丘嘉年华，热闹地召唤了伦敦的西印度文化，从此成为年度盛事。伦敦的人口开始变动，城市既有的群落也跟着改变。

 

 

 

服装业避开了庞德街和摄政街，移殖于玛丽．官（Mary Quant）的国王路和约翰．史蒂芬（John Stephen）的卡纳比街（Carnaby Street）。剧场跨出了西区，来到伊斯林顿的国王头（King’s Head）等酒吧。多半局限于传统爵士乐的夜总会场景，迸发成迪斯科舞厅，从公园巷的马鞍房（Saddle Room），到两千名「扭扭舞者」夜夜挤满汉默史密斯宫（Hammersmith Palais）。西伦敦人在红砖巷（Brick Lane）发现孟加拉国咖啡馆，在莱姆豪斯发现中国餐厅。餐酒馆和咖啡吧抢走了传统酒馆的生意，它们显然分成大众酒吧、沙龙和私人酒吧三种。

詹金斯改革构成了战后国家与新世代伦敦人之间的某种协议。自二战以来似乎在文化上落得敬畏纽约和巴黎的这座城市，如今活过来了。市场对于消除文化与社会障碍、以及创意能量释放做出了响应。时尚杂志和彩页副刊大行其道。

伦敦这时受到《春光乍现》（Blow Up）、《风流奇男子》（Alfie）、《亲爱的》（Darling）等邪典电影颂扬，它们指涉性、阶级或战争，再也不像伊林喜剧片那样假正经。一群咄咄逼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兴起，称为「愤怒青年」（angry young men），成员包括阿诺．韦斯克（Arnold Wesker）、金斯利．艾米斯（Kingsley Amis）、戴维．斯多瑞（David Storey）、哈罗德．品特（Harold Pinter）和约翰．奥斯本（John Osborne）等人。

女性则以谢拉芙．德兰妮（Shelagh Delaney）和导演琼．利特伍德（Joan Littlewood）为代表。观看利特伍德在斯特拉福东剧院（Stratford East theatre）执导的演出，是令人兴奋的异国之旅，特别是在1970年观看《投影仪》（The Projector），该剧重演了18世纪针对伦敦房地产发展的抨击。伦敦社交季的概念则呈现出新的特质，自1959年起，核裁军运动（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）每年都举办游行，从奥尔德玛斯顿（Aldermaston）走到特拉法加广场。

 

1966年，美国《时代》杂志来到伦敦，自命不凡地宣告伦敦是个「摇摆的城市」。该市青年如今自成一个「阶级」，正在摆脱这座首都的「自鸣得意，以及往往随着特权标签而去的大部分趾高气昂」。它反倒正在呈现一种「完全不见于纽约的惬意和社会阶层混合」。这样的赞赏令伦敦兴高采烈，彷佛它赢得了城市竞赛的奥斯卡奖。

 

伦敦的地主们展开了一项当时看来极为艰巨的行动。他们遵守1950年代的清净空气法令，开始清洗这时仍然铺天盖地的黑色建筑，恢复它们的色彩。一整个全新的城市以暗红色、粉杏色、灰色、奶油色和白色等色调现身。这导致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建筑质量与细节的新意识，它们长久以来都被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幽暗。圣保罗教堂的柱廊从黑白相间，变成了1965年的纯白色，批评家伊恩．奈恩（Ian Nairn）则痛惜着「明暗变化的丧失」。

同时，战后房地产投机的迸发在1962年达到最高潮，在中伦敦添加了5,000万平方英呎的办公室，是大轰炸摧毁范围的五倍。这与政府和伦敦郡议会规划者的意图恰好相反，他们的本意是要把办公室从首都分散出去。1964年保守党败选，这种更新的多半混乱和丑恶引发大众反感，起了一部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新上台的工党政府立刻对首都的私人办公室建筑实施全面禁制，并励行办公室分散政策。

也就在同一时间，新政府犯下了一个众人公认的重大错误。经济事务大臣乔治．布朗（George Brown）决定伦敦需要更多旅馆床位，于是每个房间新增一张床都由国库补助一千镑。结果是一团混乱，因为受到衰退期侵袭的办公室开发商争相抢食，由他们喜爱的建筑师塞弗特带头，唯恐这波好运画上句点。

由于补助是按照每间房计算而不管大小，十来间所谓「兔子笼」（rabbit-hutch）旅馆突然在骑士桥、兰开斯特门、克伦威尔路、埃奇威尔路迸出，多半出自塞弗特之手，甚至有一栋俯视着肯辛顿宫。政府最后一次以这种规模直接资助公共建筑，是为了安妮女王教堂和滑铁卢教堂，而它们是由当时的著名建筑师设计。「塞弗特旅馆」则从那时到现在都是糟糕透顶的结构体。它们座落在公园或乔治时代广场附近，不免为日后的侵扰开了先例。

 

 

 

城市邻里街坊的概念，当时由美国社会学家珍．雅各布（Jane Jacobs）在《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》（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，1961年）一书中分析。雅各布对于人们何以喜爱街道的记述，深植于她对街道社会地理学的理解之中。那正是前门、台阶、从楼上窗户往下看见道路的视野，以及租户的性质与延续性、家庭结构和就业等等相对无形的因素所构成的社会地理学。雅各布认为街道既小区化又「自律」，实际上是一个微型政体。她将最宽泛定义下的都市保存抽离怀旧领域，放进了实用社会学。

这本书受到建筑师和规划者阅读与赞赏，但它传达的讯息却被忽视了。即使高楼没落了，伦敦建筑师也不再兴建传统街道。彷佛他们都丧失了这门手艺。

应当用什么取代高楼是另一个问题。某些自治市镇试图重建伦敦连栋房屋，但外貌标新立异。西敏在皮姆利科的沃克斯豪尔桥路创造了利林顿花园（Lillington Gardens，1961年）。红砖而贴近地面的它覆盖着绿色植物，每一间公寓都拚命追求个性。高架街道或甲板上的「看台」（grandstand）街道曾短暂流行，例如布鲁姆斯伯里的布伦瑞克中心（Brunswick Centre）号称「城市中心地位的意符」。

其他则兴建于富勒姆的里波顿路（Reporton Road），以及康登圣约翰森林亚历山大路520间公寓房的「塔庙」（ziggurat）。每完成一间公寓房就花掉纳税人10万镑，这个金额当时被认为是胡乱铺张。

另一种不同形式的「地方创生」（place-making），则由新的克罗伊登自治市激发。1965年，克罗伊登市议会雄心勃勃的主席詹姆士．马歇尔（James Marshall）拟订计划，要创造他梦想中的「郊区迷你曼哈顿」，或至少是一个小型阿伯克隆比计划。他建造的办公室数量，在当时跟伯明翰一样多，双向分隔道路和地下道穿过他的新市镇中心。即使有这份决心，建造出来的楼房却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，成果也无法持久。克罗伊登不同于伊林、里奇蒙等郊区，没有一处获得保存的历史核心能够吸引人潮。但至少，伦敦有一个角落曾经尝试实现规划者的愿景。